< 返回
摩托罗拉的自我承诺:什么是真正的管理?

我曾经在摩托罗拉公司工作过三年。记得第一次进摩托罗拉时,我几乎有两个星期没事干,于是,我找到我的美国老板,很直接地说,我觉得摩托罗拉很没有效率。

“为什么?”他不解地问我。

“因为我来了两星期了,却几乎没事做,摩托罗拉花这么多钱雇我来,就让我白白坐著?”

他反问我:“你从第一次面试到进公司,差不多花了三个月,你了解你的职位所要求的工作内容吗?”

“了解呀,”我回答。

“那你了解你要做哪些工作才能为公司做出贡献(value)吗?”

“知道呀。”

“那为什么你会两星期没事干呢?”

……

坦率地说,我对管理的理解就是从这里开始的。每年年底,摩托罗拉都会要求员工与经理一起,讨论第二年的业务规划与个人规划,讨论的结果叫“自我承诺”(personal commitment)。这个结果并不纳入考核,但每个季度你的经理都会与你一起讨论这个“自我承诺”的完成情况,看看有哪些可以改进,然后把结果呈报人力资源部。

后来,我离开摩托罗拉到哥伦比亚商学院,专门研究那些世界级优秀公司的核心竞争力。我发现摩托罗拉这种管理方式在很多优秀公司那里都是共同的,这就是并不特别强调权力,而是强调以“自我的承诺”来实现共同目标。这使我进一步思考一个基本的问题:什么是管理?从字面上理解,“管”是控 制,是行为的规范;而“理”是“自然之律”。但对比“管理”所真正表达的意思,我觉得“管理”这个词有点搞反了,应当叫“理管”才对。“理”在前,“管”在后,没有一定的“理”,你如何“管”?就像治水一样,水往低处流是理,是自然之律,所以治水作为一种“管”,最好的办法是遵循水流之理,应该“疏”,而不是“堵”。

但中国人把“manage”这个词译成“管理”却自有道理,这充分体现了中西文化对组织行为的不同处理方式。几千年来,中国是一种人治型的管理,“管” (权)在前,“理”在后,而近现代西方却是一种法制型的“理管”,“理”在前,“管”(权)在后。

这两种不同的方式,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。比如在国内的很多公司,如果我们需要其他部门员工的帮助,要么我们会用“熟人关系”,要么我们就会找到这个部门的老板,让他命令他的下属帮你。但在那些世界级的优秀公司,做法大多不是这样。通常的做法是,你自己去找那个部门的员工,如果他愿帮你,他就帮;如果不愿,那你找他的老板也没用。

为什么会这样?这些世界级优秀公司有一个基本的逻辑:在文化理念上,非常强调公司利益、客户利益的至高无上,强调要通过沟通与合作来实现这一目标 。所以,你如果真想让人帮助你,那你就需要把事情的价值搞清楚再去。如果你的价值很清楚,而对方不帮,那你可以向对方的老板投诉,而不是去要求对方老板下命令。

记得我在摩托罗拉的时候,正值寻呼机市场下滑,我当时在产品市场部,我们与研发部门推出了一个新产品 --带 pda 的寻呼机,取名“宝典”。当时,“宝典”的定位是无线信息终端,这就需要信息提供商和新的渠道商。于是我主动去联系新浪等门户网站,希望他们做“宝典”的信息供应商;去联系联想,看销售是否可以走计算机渠道。要做到这一点,需要有很多部门的支持。事实上,在我讲清了这个项目的价值之后,得到了其他部门绝大多数同事的支持,并最终促成了摩托罗拉与新浪、联想的合作。

我想,在这些世界级的优秀公司,一定有很多的员工这样主动地为公司创造价值。这些公司的成功,绝不仅仅靠某项伟大战略,不仅仅是靠某个伟大企业家指挥的结果。

我们可以想一想,当摩托罗拉有十多万员工时,作为十多万分之一,每个员工哪里还能知道总裁的思想或批示是什么?我想,摩托罗拉强调的是,每个员工只要对自己的工作负责,对摩托罗拉的利益负责,就会得到相应的回报。

在摩托罗拉,不会有人成天揣摩首席执行官的批示会是什么,那为什么在我们的公司里总会有人在揣摩总裁的精神呢?同样,在摩托罗拉,没有人会向公司借钱,也没有人会要求公司为他解决个人困难,但为什么在我们的公司,就会有人向公司借钱,就会有人要求公司为他解决个人困难呢?

说白了,这种现象的背后就是“管在前,理在后”在起作用。因为在权力第一的“人治”管理下,老板会利用这些小恩小惠背后的特权来获取“额外价值”:既然我可以把公司的钱借给你,既然我为你解决了个人困难,那你就要成为我的亲信,就要以我为准则而不是以事为准则,哪怕我错了你也要支持我。

所以,我对目前一些“正红”的“中国特色的管理”,总是抱有某种程度的警惕。当加入世贸组织已经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一部分、中国企业的大环境已经进入法制化的时候,我特别想提醒我们的企业家注意一个基本的逻辑,那就是“理在前,管在后”。“全球经济一体化”是目前中国企业需要遵循的第一个“理”,也许在遵循这个“理”之下,才会有真正的中国模式。